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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劳工系列策划《摩登时代》之二:全面涨薪

来源:原创 编辑:admin 时间:2021-11-09 08: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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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摩登3娱乐地址今年以来,在系列劳工事件背景下,几家大企业率先为其一线工人涨薪,此后全国又有近30个省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。中国制造业的“廉价劳工时代”已遇到关键性挫折,劳动者的涨薪已势在必行。

  然而,在对“全民涨薪时代即将到来”预期欣喜之余,我们依然为中国劳工的涨薪之路担忧:全面涨薪的实现,并不简单。

  中国工人工资普遍起点低,让中国制造业维持了20多年的优势。“低劳动力成本”曾经是举国上下津津乐道的“优势”,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,这个价格到底有多低:

  据经合组织数据,直到2004年(此时中国受外需拉动的制造业建立已十多年),中国单位劳动成本(平均工资除以产出)水平依然“超低空飞行”,仅为约0.16,远远“领先”其在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韩国(0.6)和日本(0.5);2005年,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为0.5美元/小时,不到美国的4%;2008年底金融危机冲击出口业之前,即便在薪资出现涨势的情况下,中国工人的薪资水平依然仅相当于墨西哥的1/3,巴西的1/4。

  劳动力生产率往上走,劳动力报酬越来越“便宜”

  始终保持在低位的劳动力成本意味着,压缩劳动力报酬,一直是制造业长期采取的手段。但情况还不仅如此:已有研究表明,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实际在下降——1994年至2008年期间,工业企业实现21%的年度劳动生产率增长,而工人年薪涨幅仅略高于13%(据野村证券数据)。此外,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95年51%下降到2007年的39%,而企业盈余则从23%上升到31%。换句话说,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流向了企业。劳动者工资与产出不成比例,造成了工人的工资实际上越来越“便宜”。[详细]

  劳动力资源“基石”仍在,全面涨薪动力不足

  市场调研机构EuroMonitor的数据指出,1998年至2008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7%;而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调查则显示,20至30岁之间的农村青壮年中,绝大部分在外乡打工。目前,还没有充分的数据表明,劳动力短缺已足够成为工资上涨的压力。

  据《新世纪》周刊披露的人口统计数据,1986年-2008年的22年间,至少有超过3亿外来工曾经或正在珠三角的各种企业打工,其中低端劳动力占据大头。因此,不少企业面临的问题不是招不到人,是“人不太好招”了。比如2010年初的短暂性“民工荒”时,不少沿海省份的企业就进行了一定幅度的涨薪,但一旦用工恢复,涨薪就戛然而止。

  事实上,中国各省以促进就业、维持社会稳定为名的“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”,几乎一刻没有停止过,而这一政策下所进行的劳动力转移,客观上形成了对低端劳动力的补充。此外,由于最低工资标准“没有最低、只有更低”,企业似乎永远都有退路。比如,全球最大电脑电源供应商台达电子集团就在2008年将厂区从江苏乌江(最低工资标准为700元)搬到安徽芜湖,后者的最低工资仅420元。在贫富差距极大的背景下,再低的工资,也总能吸引一部分打工者。[详细]

  廉价劳工时代的基石,是中国曾经“源源不断”的新生劳动力。近日,不少数据证明,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变化,24岁以下的新生劳动力接近或已经“见顶”。但这并不一定造成廉价劳动力的“断流”。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就指出,新增劳动力的减少并非必然导致劳动力短缺,会不会引发工资上涨也依然存疑。而该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——而这显然与中国的现实不符。在中国人口结构彻底老龄化之前,劳动力都有可能维持“无限供给”。

 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表示,劳动力短缺问题是个长期问题,但在短期内(如2011年下半年),中国仍可能面临较大规模的失业问题。据他估算,中国GDP每增加1%,新增就业近110万。2011年新增就业机会仅略高于800万,但就业需求将高达3900万,其中包括农村还需转出的600万至700万剩余劳动力。随着四万亿投资项目的结束,还有近2500万与工程建设相关的劳动力被释放出来。(据财经网报道)

  廉价劳动力曾经造就中国制造业近20年的繁荣,今天,充分享受成果的企业是否愿意主动结束廉价劳工时代呢?那要看他们有没有能力这么做。大型的企业如富士康,可能相对有回旋余地。据瑞银(UBS)分析,富士康对工人提薪30%,则意味着企业年度利润下降20%。即便如此,由于劳动力成本比例较低(只占库存成本的7%左右),富士康增加的成本将被价值链的其他部分所吸收,甚至都不会转嫁给消费者。(据英国《金融时报》)

  然而,加薪对大型制造企业而言自然不是理性选择。标杆性企业不得不加薪,是作为龙头面临种种压力的结果,但当一个行业的劳动报酬普遍很低时,越大的企业越没有理由去加薪。如果“行业老大”率先加薪,可能会遭致整个行业的雇主反对。事实上,如果没有一连串突发事件,富士康的“主动”加薪也未必能实现。

  但问题是,并非每个企业都是富士康。中小制造型企业对廉价劳动的依赖更为明显。对没有“话事权”(行业议价能力)的中小企业而言,如果工资全面上涨,资本回报率就会迅速下降,利润率直接受到挤压。中小企业的生存,通常要求比大企业更高的利润。

  他们利润空间有多小?据有关统计,代工企业利润已从10年前的20%下降到如今不到5%,而不少小工厂老板的“心理底线%——这意味着,以富士康的幅度涨薪,就是等着歇业。如果“加薪潮”果真到来,中小规模企业不是等着被淘汰,就是被“规模集中”。

  理论上说,制造型企业应把握机会,变成本压力为动力,从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价值环节往高附加值的价值链方向移动。实际的情况是,做研发实现企业转型,对大多数企业而言成本实在太高。何况,在制衣、小家电和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里,工人并不能简单被机器替代,要降低对人力成本的依赖,只能靠裁员。在制造业传统成本构成中,人力成本是惟一具有弹性的可控部分,因此只要“强资本弱劳工”的模式还有利润空间,固守才是“理性选择”。[详细]

  政策调控未能“兜底”,却维持了“地板工资”

  广东省因其鞋子和箱包制造而举世闻名,不少投资者称,这方面的能力难以复制的。(摄影:Edward Burtynsky)

  “中国制造”不那么容易被替代,劳动力只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。事实上,地方政府还为制造业创造了不少条件。在原材料供应、生产设施、交通运输、质量控制与工人培训方面,中国都一直做得比它的竞争对手要好。(摄影:Edward Burtynsky)

  当企业的属性决定他们涨薪乏力时,行政调控被寄予了更多的希望。然而,地方政府说,他们也有“难言之隐”:在招商引资的压力下,靠投资扩大产能、靠出口快速发展、用“低工资、低人权”模式迎合国际资本,才“合情合理”。为了吸引外资 “金凤凰”,地方政府愿意创造一切条件进行招商引资,低廉劳动力成本,自然成为招商引资中的一大“优势”。此外,正如社会学家秦晖曾指出,廉价劳动力以外,特殊的体制还在一定程度上为“原始积累”免除了很多麻烦。在不少外商眼中,中国地方官员一直是“最好说话的官员”。

  “保底”变成确认市场报价,最低工资标准“鼓励”低工资

  在相对成熟的市场机制和劳资关系下,工资调整应通过企业与劳工博弈实现,但在中国,更多的调剂实际上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。然而,出于成本的考虑,企业自然愿意“就低不就高”,不根据自身盈利情况上浮而调整劳动者工资,因而本应起“兜底”作用的“最低工资标准”,最后演变成了“合理工资标准”——而企业的这种做法,在“符合法规”的名号下,也不会招致额外麻烦。

  在实际操作中,政府对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,几乎都为应付劳动用工紧张而进行,并且往往是在市场抛出新的劳动力报价后,再“事后”上调对报价进行“确认”。(据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评论)但“最低工资”当然不是“合理工资”:以深圳为例,这个全球生活指数排名中列亚洲第12位(人力资源机构ECA数据)的城市,最低工资在1996年-2005年间大幅增长(特区内73%、特区外87%),但也只从每月310元涨到2008年的900元。而世界银行报告指出,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的费用是1684元/月。

  事实上,依靠行政手段的涨薪并不容易。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员唐钧所说,中国产业工人70%-80%在非国营企业工作,无法靠一纸行政令给他们涨薪水。瑞穗证券美国首席经济学家Steve Ricchiuto也分析称,中国制造业的成本结构与欧美等国不同,(以往经验表明)工资上涨的影响,也有可能被消费市场的扩大、外资公司的新机遇所抵消。不过,前提是有这样的可能性,从产业转型到提高个体劳动者的工资,政府都有卸不掉的责任。的确,提薪的自主权在企业手上,但激励企业提薪的主动权却是在政府手上。[详细]

  那么,富士康、本田等多家企业“主动加薪”,是否意味着“加薪潮”的到来?有经济学家指出,本轮薪资调整是各种因素“倒逼”的结果——经济回暖后劳动力市场出现一定紧缺,调整工资的压力自然上升,而生活成本的攀升、又让一线工人难以为继;因而更多是“一次性的、补偿性的、幅度稍大”的动作。

  虽然今年2月份以来,包括江苏、上海、深圳在内的制造业“重镇”相应调高工资标准,湖北省调整幅度更高达28.9%,但正如经济学家指出,涨幅看上去很大,是由于与经济增长率比起来,工人工资的增速实在过低。如果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为继,工资自然就被迫调整。

  人口结构变化和剩余劳动力减少,将推动劳动力相对成本上升,随之推动工资的增长。中国的廉价劳工模式将被淘汰,但并不是现在。